为沈阳立传，系统梳理这座城市兼具古老与现代气质的发展脉络，既是对宏大历史的触摸，也是对城市家园的一次深情拥抱，还是个人精神成长史的一次系统追溯和重构。
创作摭言
□初国卿
算来我在沈阳已经生活了快半个世纪，在这座城市里虽然几次搬家，但搬来搬去，最终还是回到新乐附近。与新乐人有缘，每每外出都能从他们的部落前经过，站在家中的露台东望，也能看到新乐那地方的迷离云树。为此我还曾撰了一副对联：“早起凭栏，一脉乐郊都到眼；晚来把酒，三分无赖正当头。”我与沈阳最早的先人部落有缘，因此我更喜欢和钟爱沈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因为我曾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几乎走遍了沈阳所有的自然与人文遗迹，翻遍了能读到的相关沈阳的典籍，出版了十余部与沈阳相关的著作。
与以往写作相比，《沈阳传》无疑是一个新题材，更有难度和挑战性。有机会能系统梳理沈阳的古今历史，既是对家园一次最深情的拥抱，也是对我个人精神成长史的一次系统追溯和重构。所以，能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立传，无疑是让我很感兴趣的一件事。因为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人创造了城市，城市反过来也在不断地成长壮大。相较于城市，人只是它的过客，但人却可以改变城市空间，积淀城市文化，创造城市辉煌，构成新的关于城市的记忆，于是人与城市达成了共生共荣的关系。沈阳建城2300多年，如果平均30年算一代人，那么就已经过去六七十代了。作为个人，我只是这六七十代中的一代，还是一代人群中的几百万分之一。如此，我们的城市多么伟大，而我又是多么卑微。让我来为这座城市立传，该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所以我必须虔诚而谦逊地对待这座城市，对待城市的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峰、每一栋建筑、每一个事件和每一位先贤。
然而，为一座城市立传又不同于为一座城市写史。浩繁的历史人文、辉煌成就，需要以减法的方式，既要兼及这座城市的生平履历、发展脉络，又要突出其有史以来最具风致的文化符号和闪光之处；既要挖掘其性格学养，又要展示其行为故事。它和写一部纪录片不一样，因为纪录片大都是散点的。如我在设计撰写八集人文纪录片《沈水之阳》时，用的就是散点式结构，分别是天眷、肇新、播迁、聚散、文溯、见证等。这种结构方式，可能会将一座城市最精彩之处呈现出来，却缺少了成长叙事。《沈阳传》则是按时间之轴展开，每到一个历史节点再展开亮点叙述。而这些亮点尽量作新挖掘，比如新乐文化中的火种器、青铜时代的青铜短剑、东汉时期的玄菟郡、沈州与沈阳之名源于沈水、明代的进士坊与蒲阳书院、“三月三”开启沈阳新纪元、曼陀罗城与沈阳人的城市性格、旗袍故都、《红楼梦》与沈阳的文化渊源、“惊天一破”到“赛艇之都”等等，都是此前很少论及却是最能代表沈阳最精彩一面的元素。这样以亮点中的事件或人物来呈现城市性格和城市风华，从而将沈阳在中国，乃至世界层面上最精彩的符号展示给世人，以达到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与敬畏。这或许就是《沈阳传》不同以往之处。
当然，此书还有诸多不足，期望方家和读者提供批评意见。
城市风华的叙事重构
□刘海军
伴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及城市建设的变革，城市演进及城市文化的梳理与塑造成为一时显学，关于城市历史与文化流变的书写正蔚为大观。从邱华栋的《北京传》到叶兆言的《南京传》，为城市树碑立传似乎成为一种潮流。沈阳作为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曾经的“盛京”，当然也有成为传主的资格。作为“丝路百城传”之一的《沈阳传》（外文出版社2024年7月版）正是在这个语境中诞生，并提供了一种极为严谨生动的阐释和建构方法：既是个体非虚构文学创作中的一次自我突破，也是城市书写潮流中一朵晶莹剔透的浪花。
放大亮点 重构叙事
“丝路百城传”大型城市传记丛书由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策划、编辑和出版，旨在全面呈现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文化认同，立意高远、联通中外，是“一带一路”穿越时空文化形态的文学表现。沈阳作为草原丝绸之路的东节点，是首个入选“丝路百城传”的东北城市，同时，《沈阳传》也是辽宁省第一部城市传。
如何解读一座城市？其实，每座城市本身就是一本打开的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初国卿先生为沈阳立传，自然有他对这座城市的叙事重构，那就是并没有过多关注沈阳在中华大格局坐标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定位，也没有惯常涉史之作“太史公曰”式的评论，而是以历史长河为头尾，按朝代顺序梳理城市文脉，撷取每个历史节点中的最大亮点，结合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以严谨简洁、清新生动之文字叙写出沈阳的古往今来。
在这部《沈阳传》中，以19亿年前那场陨石雨为开篇，初国卿先生以史为纲爬梳剔抉沈阳历史：1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农大后山古人类，7200年前的新乐部落，3500年前青铜时代的剑气月光，2300年前的候城障塞与玄菟故郡，1000多年前的辽代沈州，700多年前的元代沈阳路，600多年前的明代沈阳中卫，近400年前的清代盛京城，百年前民国时期的“东北中心城”，沈阳如何一步步走来？候城、玄菟、乐郊、盛京、奉天，沈阳的这些古名称有何历史意义？从土城障塞到明砖城，再到清初曼陀罗城，沈阳的城市建制如何演变？从三足器里的黍米香到唐太宗的玄菟月，从“沈水三叠”到城市原点中心庙，从蒲阳书院到三月三迁都，从盛京文化创立到曼陀罗城的形成，从旗袍故都到冰天诗社，从《盛京赋》诞生到文溯阁初建，从曹家世居到《红楼梦》刊刻，从“陪都新政”到“东北中心城”形成，从九一八事变到“九一九”宣言，这些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走向的事件，又确立了沈阳怎样的历史地位？候城建造者秦开、候城障尉陈禅、沈阳砖城建造者闵忠、明朝进士范鏓、清朝奠基人努尔哈赤、清朝缔造者皇太极、盛京文化设计者范文程、“陶圣”唐英、“血肉长城第一人”黄显声、实业救国的英烈杜重远、中华民族千古功臣张学良……这些人物在沈阳留下怎样不朽的传奇？
对于在沈阳生活了几十年的初国卿先生而言，为沈阳立传，系统梳理这座城市兼具古老与现代气质的发展脉络，既是对宏大历史的触摸，也是对城市家园的一次深情拥抱，还是个人精神成长史的一次系统追溯和重构。
文蕴学术 笔带温情
初国卿先生写了几十年的沈阳，这座城市的历史遗存和文化典籍对他来说如数家珍。作为一位知名的学者型作家，他对于沈阳几千年的历史流变有着持续而密切的关注，更有着独特理解，包括情感的、学术的，还有文学的。从主编《沈阳十大文化名片》《乡关何处——寻访沈阳名人故居》《余芳剩人瓢——函可与盛京慈恩寺》到《沈阳历史文化典籍》第十辑、第十三辑，再到专著《沈阳陶瓷图鉴》《沈阳陶瓷文化史》，随笔集《盛京瓷话》、获得冰心散文奖的散文集《在水之阳》、总撰稿的8集大型人文纪录片《盛京》……在他笔下，沈阳的踪迹随处可见。许多最能代表沈阳的历史文化符号都是他从历史深处和浩瀚典籍中打捞上来并以散文形式放大的，如文溯阁《四库全书》、曼陀罗城、旗袍故都、三月三迁都沈阳、“陶圣”唐英与“辽瓷之父”金毓黻、《红楼梦》的沈阳渊源、杜重远与肇新窑业等。他是半个世纪以来沈阳繁荣发展的见证者，文史兼通，自然是沈阳城最理想的文学代言人，也是这座城市最适合的书写者。
为一座城市立传，亦如为一个人立传，总要努力发掘出这座城市的不同凡响之处，要能够在正史野史固定化的内容之外，有新的突破和发现，这离不开专业的学养。数十年来，初国卿先生手不释卷、治学不辍，早就练就一双见树见林的慧眼。如关于沈阳坛城（又称曼陀罗城），《沈阳传》专门列为一章，且多有论证和发挥。作者详细考述了外圆内方、八门八关、四塔四寺的坛城之形成过程。关于沈阳坛城的概念，最早是由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同为沈阳人的宿白先生提出，后来著名学者姜念思先生在《沈阳史话》中略有涉及。初国卿先生沿着前辈学人的足迹，翻阅了更多的史料，对坛城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洋洋洒洒数万字。他充满温情地写道：“我曾无数次地坐车走过沈阳一环、二环、三环、四环，还特意跑过基本成形的400余公里的辽宁中部环线。然而我无论如何环跑，都是在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沈阳的老城，在抚近门与怀远门之间，在四塔四寺之间，以中心庙为圆心，以故宫为圆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无论沈阳大城区如何规划发展，环形的还是放射状的，辽宁中部的沈阳现代化都市圈，也依然是围绕这个圆点而布局的——这就是曼陀罗的沈阳。”
另外如《东方旗袍故都》一章，也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根基。当年，正是因为初国卿先生的一篇《盛京1636：旗袍在这里诞生》，才有了首届沈阳国际旗袍文化节的开幕，沈阳也因此获得国家相关部门授予的“旗袍故都”称号。《〈红楼梦〉的沈阳渊源》一章也是以扎实的考述性文字见长，但这些文字并不枯燥乏味，而是于学术气息中蕴含文学语言的生动细致，带着温情，充满趣味。
文史兼擅 不落言筌
文史兼擅，是初国卿先生多年来治学与创作的一大特点。一般来说，史学家的文字，重史实，重考据，虽严谨准确，却不免枯燥乏味；文学家写史，重细节，重故事，虽不缺乏趣味，但在史实的把握上常常不够准确，甚至沉溺于演绎和玄想。好的学者型作家往往能二者兼具，比如初国卿先生。他涉用史实多是详加考证，力求必有出处，始终坚持“读天下书未遍，不可妄下雌黄”的原则，在文字表述上又往往能涉笔成趣，新颖出彩，清新生动，不落言筌。
这就是《沈阳传》别开生面之处。其锦绣文笔让笔者折服：文学与学术的有机结合拓展了文本的深度与广度，优美流畅的文字阅读后有畅快轻松之愉悦，蕴含文言韵味的书写氤氲着书卷之气。其才情文采，处处先声夺人。如引言里对沈阳地理优势的描述：“今天，我们如果运用现代航拍手段在空中俯瞰沈阳城，自北而南，辽河、蒲河、浑河，三水环绕；自西向东，长白山和千山余脉，从南北楔入城市，犹如两个臂膀，拥一方水土入怀。从沈阳向南，这一对臂膀用尽洪荒之力，将绸缎般的千里沃野，铺陈到大海……”这样的文字，是散文语言，甚或小说家言，但将其置于《沈阳传》的文本之中，却依旧是非虚构的写实。
新乐文化是沈阳城的最大亮色之一，在《沈阳传》第一章《木雕鸟与火种器：7200年前的惊世之作》中，作者这样描述新乐人使用火种器的情形：“我们可以想象，傍晚时分的新乐，天边的云霞漫天，部落里的每一家，都由最重要的人手持斜口器取回对于每个家庭都十分重要的火种。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火种带回家中。家里的火塘里，已经堆满了干草和树枝。很快，古浑河北岸，飘起了袅袅炊烟，这宁静而安详的画面，是我们这座城市祖先们的日常，从7200年前开始，延续了不知几百上千年。这古老的传递火种的‘火簸箕’，传递的不仅仅是温暖，还有人类的繁衍与生息，更有这座城市的文明与光明。以至于今天奥运会上神圣的火炬传递，开幕式上的主火炬点燃，也是对火种的敬畏与崇拜。这些都可以从新乐的‘火簸箕’里找到最古老的传承元素。”这是一位学者以文学之浪漫对这座城市的拥抱，更是一位作家以学者之精审对历史的现实观照。
类似文史兼擅、颇具温度的文字，在《沈阳传》里俯拾皆是。历史与文学的相互融通转换，被作者运用得相当娴熟，举重若轻、过渡自然，情绪节奏和叙述方式已然抵达水到渠成之境界。
读《沈阳传》，与初国卿先生一起从历史和当下的时空间隙寻找这座城市发展的记忆碎片，是一场惬意的历史和文学之旅，也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奇妙体验。期待有更多的人打开这部书，读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沈阳，读到一个文化的沈阳，读到一个立体的沈阳，读懂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未来。
（作者系辽宁北方期刊出版集团总编辑）
东方旗袍故都
旗袍的诞生是满族的一场服饰革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衣皮毛而变为布帛丝绸，同时还促进了辽东地区柞蚕业的发展和繁兴。
在1636年大清王朝诞生之前，女真人大都是以穿皮毛或布帛为主，极少穿丝绸。旗袍的诞生，让柔软而具下垂感的丝绸成为当家衣料。需要产生市场，这就使拥有漫山遍野柞树的辽东地区成为重要的柞蚕丝产地，满族人率先并很快普及了柞蚕丝绸旗袍。《入沈记》对当时普通满族人的服饰有过这样的描写：“色尚黑，而褂子袍子之外亦用白。夏天则不用褂，或用单纱褂，而贫者亦不皆然。无穿布学者，皆着黄色野茧袍子。”此中的“野茧袍子”即野蚕丝织的袍子，应当就是盛京满族人穿的旗袍。野蚕丝即柞蚕丝，是以吃柞树叶的蚕所吐之丝为原料缫制的长丝，我国独有的与桑蚕丝并列的天然纺织原料。其丝具有独特的珠宝光泽，天然华贵，滑爽舒适。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时尚也在不断更新。“野茧袍子”几经变化，到了清中后期，旗袍流行宽松式，袖大尺余。甲午、庚子战争后，受西方影响，款式越来越紧瘦，长盖脚面，袖仅容臂，形不掩臂。旗女所着的狭义旗袍，到了清末则成为满汉共同喜欢的一种服装款式，并逐渐演化为华夏女性服装中最动人的风致。这一点，后来的《奉天通志》卷九十九有过明确的记载：“暨清崛起，满州以武力定天下，全国冠裳皆同一律，于是袍褂、马褂鞋帽之制风行海内。本省为有清丰沛故地，……至妇女服装，向时满汉迥异。民国以来，力禁缠足，于是裙幅之制废而旗袍之风行。”这说明自清初开始，满族男人的服装与其他民族基本一致，而女子则与其他民族有别，必着旗袍，不管高低贫富皆然。
客观说，旗袍虽然在沈阳与满族一起诞生，但也并非是满族人的凭空想象，而是与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的服饰文化相关联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中，最主要的有弁服、深衣和袍三种。袍的历史相当久远，《诗经·无衣》中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句。袍是一种衣身宽博，衣长至脚踝，袖口肥大，男女皆可穿的服饰。它作为正式的服装始于东汉，并成为礼服。唐太宗年间诏定全国除元旦、冬至的朝会及祭祀外，一律着袍服。随着袍服之制的普及，袍服逐渐成为华夏服饰中一种最稳定的传统样式，并被历代沿用。只是到了旗人，尤其是清王朝诞生之后，这种服装才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才有了“旗袍”的概念和名称。既称“旗袍”就说明此服饰并非是单一满族人的独有，这就如同“旗下”者的组成，既有满族人，也有蒙族人和汉族人一样。如此说来，旗袍当是满族服装与汉族服装相互继承、影响与融合的经典。
满族在迁都沈阳之前，长期居住在长白山、松花江流域，以游牧、渔猎为生。因此早期的旗袍，无论是样式还是结构都比较简单，不分上下，宽身直筒，与汉族上衣下裳的两截衣裳有明显区别，那时旗袍的基本款式是圆领大襟、窄袖，带纽扣，束腰带。袖口窄小，似马蹄状，又称“马蹄袖”，也称“剑袖”，便于冬季作战时罩住手背，既起到保暖的作用又不影响拉弓射箭。四面开衩，便于骑马；束腰带，既可保暖又可在前襟存放粮食。
在清初的盛京皇宫里，因为还未到摄影的时代，我们无从欣赏后妃和格格们穿着旗袍，踩着旗鞋，出入关雎宫、衍庆宫或者上下凤凰楼的样子。但我们今天可以从沈阳故宫所收藏的各式清代旗袍里想象出当年清宁宫前和凤凰楼下的风华，如“浅豆青色暗兰花纹直径纱旗袍”“嫩绿直径纱纳纱花蝶单旗袍”“绛色直径纱纳金团寿单旗袍”“湖色香云纱彩绣竹枝团寿单旗袍”“品月缎彩绣折枝桃蝶夹旗袍”“大红宁绸百蝶花夹旗袍”“浅藕荷绸镶边百摺棉旗袍”“红江绸暗云鹤镶边棉旗袍”“古铜色宁绸暗福寿花纹棉旗袍”“灰哈拉彩绣云鹤夹旗袍”“海蓝缎平金五蝠捧寿百蝶纹夹旗袍”“绿直径纱镶边旗袍”“杏黄缂丝金龙双喜字旗袍”“品月绸绣淡彩墩兰旗袍”“红暗云鹤江绸夹旗袍”等。看看这些旗袍的名称，就已琳琅满目，一件件读起来，犹如走进旗袍博物馆。就颜色说，有“大红”“古铜”“海蓝”“杏黄”“浅藕荷”“灰哈拉”；就质地讲，有“宁绸”“江绸”“蓝缎”“径纱”“品月绸”；就花样工艺言，有“百蝶花”“暗云鹤”“暗兰花纹”“纳纱花蝶”“纳金团寿”“彩绣云鹤”“淡彩墩兰”“暗福寿花纹”“彩绣折枝桃蝶”“五蝠捧寿百蝶”“彩绣竹枝团寿”“缂丝金龙双喜字”。这些还只是沈阳故宫旗袍收藏中的一部分，如果全部展示出来，其辞藻排列则更加壮观。
清王朝在沈阳建立后，旗袍开始在沈阳最先流行，从宫中到市井，逐渐推开和普及，及至清末，旗袍则成为满汉共同喜欢的一种最流行的服装款式。不管贫富，皆有旗袍，如《奉天通志》所言：“富者新妇盛饰高头绣履，袍褂彩衮，钗钏约指、银爪翠当，时肖宫样；贫者荆钗布袍，较长鲜洁耳。”这种着袍风尚，也在晚清翰林缪润绂的《沈阳百咏》里体现出来:“卷袖衣衫称体裁，巧将时样斗妆台。谁知低护莲船外，争及罗裙一系来。”
沈阳既是旗袍的诞生地，又是旗袍文化的延续地。与其他地区的服饰不同，满族旗袍一直处于不断转变过程中。随着清朝的背影在历史的潮涨潮落中渐行渐远，兴起于满族的旗袍经过百年改良，一步步走出盛京，走进繁华的都市，走向时尚中心。到了晚清，摄影艺术让我们看到了满族女性的旗袍样式。人们可以看到慈禧太后穿着的寿字纹旗袍，虽然其下摆是肥大的，上边是倒大袖，但是做工和色彩比较艳丽，也符合慈禧太后的皇家身份。末代皇后婉容的老照片上，我们看出或许在婉容最寂寞无聊的日子里，制作新式旗袍已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照片上婉容身着的新式旗袍已经与 20世纪初的海派旗袍无异。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服装条例》，确定旗袍为现代中国女性的国服。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指定旗袍为女性外交人员礼服。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起，历次在中国举行的大型国际博览会和奥运会等，女性的礼仪服装几乎都是旗袍。
如今，旗袍已成为全球中华文化圈的一个重要标签，上至国家领导人夫人们的礼仪正装，下至时尚街拍镜头里的都市白领，旗袍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其动人风致，已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节选自《沈阳传》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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