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于2020年4月10日在由东北大学、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全球战‘疫’下的东北振兴”专家线上座谈会上的发言。
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年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人们议论的焦点，也是专家学者们研究的重点。2014年东北经济出现较大的滑坡，经过艰苦的工作，2017、2018年开始企稳，但2019年又出现下降。今年一开始就面临着一场波及全球的重大疫情，这个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不利影响，自然也对东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东北经济出现波动时面对着这样的冲击，无异于是雪上加霜。但我们也要说，无论有没有疫情，都不会改变国家振兴东北经济的决心；无论有没有疫情，都不会影响最终实现东北振兴这样一个结果；无论有没有疫情，都不会动摇我们去完成一些重大任务以推进东北经济向好发展的努力。只是当前面对重大疫情，我们致力于振兴东北经济，情要更切、谋要更准、力要更大。我就“战疫”环境下推进东北经济发展谈四点看法。
第一，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时期，东北地区都创造过经济发展的辉煌，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定，通过努力东北经济是可以搞好的，东北地区是一定能够实现振兴发展的。对此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大家都知道，在计划经济时期东北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尤其为构建我国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以GDP而论，当时东北三省在全国的排名是很靠前的。资料表明，1978年辽宁居第三位、黑龙江居第八位、吉林居第十八位，而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东北就占四个：长春居第五，哈尔滨居第六，沈阳居第七，大连居第九，都很靠前。1978年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之比接近14%。计划经济时期，东北的发展对于全国来说可谓举足轻重。在市场经济发展时期，东北地区也同样出现过快速发展的局面。2003年中央提出东北振兴战略后，东北地区发展打破转型的困境取得了新的成就，2003年到2012年平均年度经济增长超过了10%。尤其是在2008年增速超过东部，2008年到2012年平均增速达到了12.5%，明显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是东北发展的又一个辉煌时期，只是2013年开始下降，2014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这表明，东北在不同的体制环境下都实现过超常的发展。所以，即使今天东北发展面临着一个较为困难的局面，我们也不能丧失信心。只要思路正确、措施得力、实施到位，眼前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东北发展能够走在稳定向前的道路上。
第二，虽然2003年前和2013年后东北经济都面临着困难，但导致困难的原因并不相同，深入认识这一问题有利于我们廓清思路、把握关键。2003年前或者说是1978年改革后，东北经济发展曾经出现过较大的困难。但这种困难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所形成的一种必然结果。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沉重的社会负担影响了企业在市场上的活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套做法，比如企业办社会，员工吃“大锅饭”等，造成企业冗员过多、社会包袱过重进而导致了企业运行成本高而效率低下。二是体制机制不对接使企业难以有效运作。老的体制仍然存在或被打破、新的体制还没有及时或完整建立起来，企业与市场之间正在磨合或对接，因而会在市场面前显得手足无措，这个磨合的过程会伴生很多问题，最终都会影响到经济发展。例如，“大锅饭”被打破了，冗员开始裁减，实施了买断工龄、脱钩厂办大集体等一些举措，但规范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等并没有建立起来，从而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但当时产业结构、产品需求的问题并没有凸显出来。其原因，一是当时的市场需求还主要体现为基本的和必要的社会需求，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比重还比较小；二是市场没有充分放开，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国际国内市场也没有全面对接，并非所有有竞争力的产品都能够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形下，东北的产业结构与社会需求和市场竞争是基本适应的。所以通过改革减轻了负担、搞活了机制，企业的活力就出来了，经济社会也就能够加快向前发展了。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时期内，产业结构并没有实现较大程度的优化升级，仍然是原字头、初字头占居主要地位。所以到2013年以后，东北经济开始出现新的困难，这个困难的形成除了有非经济方面的一些原因外，主要就是产业的结构和产品的质量不适应变化了的环境的需要：一方面，通过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不仅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显著提高，国际国内市场也全面实现对接，这就把东北地区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推向了全国和全球；另一方面，在科技创新加速推进和人民需求快速提升双重因素驱动下，各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品与服务不断更新，而变化不大的东北“原”字头、“初”字头产业结构与之形成较大的反差。这一点，我们能从东北经济的外向度较低的事实中看到：外向度较低，说明国际竞争力不强。这一点，我们也能从东北产品附加值不高的状况中可以看出：与东部一些发达地区比，东北充分体现世界代表性科技水平的产品和服务并不多。所以，东北经济不振的直接问题来自于产业结构不优。
第三，要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建立现代化的优势产业体系为重点来谋划振兴东北的发展思路，并围绕其创造条件、选择路径。振兴东北经济的核心所在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产品和服务有了市场，也就有了效益，而效益的提升又反过来会激发企业创业创造的积极性。产品和服务要占有市场，就必须优化产业结构。当然要解决产业结构优化的问题，又涉及到体制机制创新、科技创新等，但应当明确，所有这样一切努力都必须紧扣提升产业结构进行。提升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基点，一是要着力发挥比较优势，二是要充分挖掘内在潜力，三是要积极借助外部资源。应该说，在优化提升产业结构方面东北是具有良好条件的。东北地区的产业基础总体比较好，只要适当加以改造，就能够有效提升。例如，东北的装备制造业，不仅规模大，而且相当坚实，利用现代科技加以改造，就可以建立起先进装备制造业的高地。而这恰恰又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所特别需要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我们要着力发展实体经济，而发展实体经济的重点是发展制造业，发展制造业的重点又是装备制造业。东北地区的产业链条比较完整，配套体系比较完备。在这么大的疫情面前，中国能够充满信心和保持定力，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具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又具有广阔的内需市场。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国的供给和需求都不会存在危及根本的风险。东北地区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缩影，总体上说，产业体系比较完备、供应链条也比较完整，对之加以完善提升，就能够支托起新的产业体系。我们要把握好基点和有利条件，通过有效举措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实现振兴东北经济的目标。其具体路径有四：一是提升。核心是要通过现代科技赋能或加持各类产业特别是优势产业。例如，应当加快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推进装备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在这方面要注重学习外地的做法，既要向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学习，也要向贵州等欠发达地区学习。二是移植。要充分借助战略平台和各类合作平台，把国内外的一些高新产业和先进管理模式平移过来、为我所用。几年前，国家推动建立了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机制，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个机制。三是培育。立足于发挥基础优势和挖掘内在潜力，运用超常规手段聚集创新资源和要素，培育一些具有“独”、“特”、“异”性质的产业，通过独创而形成竞争优势、抢占发展的制高点。四是融合。要通过产业融合来实现产业创新。一般的道理是，结合部最容易被忽视，而结合部又最容易出奇效。在产业发展方面要注重激发结合部效应，大力推进产业融合，打造“融”经济、发展“混”产业。通过这些路径，我们不仅可以促进装备制造业提质增效、做优做强，也可以把东北的其它优势产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把区域竞争力提升为国际竞争力。比如，农业特别是粮食是东北的特色和优势，光一个黑龙江2019年的粮食产量就超过了1500亿斤。但怎样推进粮食的深加工、提高它的附加值，怎样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有机结合、协同发展，还要做许多文章，这需要把上述路径充分利用起来。
第四，要围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与服务的竞争力这个核心环节和关键任务，切实建立强有力的支撑体系。优化提升产业结构，不仅涉及到产业本身，也涉及到相关支撑条件。因此，不仅要在工作重点上向优化提升产业结构聚焦，而且要在支撑条件上向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发力。支撑体系建设涉及到许多方面，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有三点： 一是要全面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决定着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关系着投资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和活跃度、资源要素的流动性与聚集度、国家和区域的成长性与创新度，当前各个地区竞争力的比较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为营商环境状况的比较。营商环境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虽然列出一些涉及具体工作的指标并逐项加以改善是必要的，但并不等于营商环境建设仅仅局限于这样一些指标的改善。营商环境在大的方面涉及到体制机制，小的方面涉及到一些具体工作事项；在硬的方面涉及到基础设施，在软的方面涉及到政策法规；在明的方面涉及到管理手段和方式，在暗的方面涉及到治理理念和能力。因此要统筹谋划、一体优化。二是要推进干部制度创新。真正做到公平公正选用干部，把那些思想解放、敢于担当，肯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配备到有决策权的重要岗位上去，运用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挥员位置上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多其它的问题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三是要加强相关政策的支持。东北在计划经济时期所以能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的大力支持。以“一五”时期为主体实施的156项工程，实际实施的有150项工程，而在东北三省布局的就有56项。国家围绕东北实施这些项目，光在“一五”时期所投入的资金就占到了全部工程投资的近60%。这是东北成为共和国长子发挥重大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2003年到2012年期间东北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改革方面赋予的一些特殊权利和政策。实现东北经济的重振，特别是推动疫情环境下东北经济解忧脱困，实现向好发展，也需要国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从总体上说，国家的支持政策应围绕实现东北产业结构优化提升来制定安排，但要特别重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赋予东北在重要改革发展事项上的先行先试权利，二是推动一些重大的战略功能平台在东北落地生根。
（中国日报辽宁记者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