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人形壶。（资料片）
玉兽面形牌饰。（资料片）
观众认真观赏。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现场。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展品。（资料片）
本报记者 侯永锋
“又见红山”，一次红山文化精品文物的集中展示，见证“辽宁有历史”。
走进辽宁省博物馆，畅享这道丰盛的文化大餐，连呼过瘾的不仅仅是普通观众。10月16日，“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开展当日上午，致力于红山文化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又见红山’，又见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源。”
当天下午，“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如期举行。“红山文化作证，代表红山文化最高成就的牛河梁作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绝非虚言！”成为研讨会的主流声音。
考古学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说：“牛河梁遗址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反映红山文化祭祀礼仪已经制度化，并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象征，也是中华文化与文明连绵不断的实证。”这是结论。
“红山文化晚期，红山文明最终形成，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研讨会上，刘国祥阐述自己的观点。
在这里，红山文化出土精品文物首次集中展示。
在这里，红山文化考古学研究最新成果得以全面反映。
更重要的是，正在辽宁省博物馆举行的“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把我们带回5000年前辽西地区的那块红土地，带到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出现的地方——牛河梁，让我们深入了解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的中心，瞭望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窗口，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精彩与厚重。
破解牛河梁这本“无字天书”，让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辽河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探文明之源、寻民族之魂。“又见红山”，刷新我们对辽宁文化的认知，坚定辽河儿女的文化自信。文明源头的璀璨星光跨越时空，化为4300万辽宁人内心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必将照亮辽宁未来前行之路。
牛河梁满载中华文明记忆
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
“如果说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交响曲，辽西的古文明则是它的序曲，比中原要早约1000年。”
关于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辽西发现的5000年前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不仅把中华古史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展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这一石破天惊的结论，和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辽西地区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坛庙冢相继被发现紧密相关。
“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也是东北亚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中占据特殊的地位。”如今，这一观点已成学界共识。
然而，当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刚刚露头，有考古工作者认为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找到了新线索，寻找“中华民族更早的老家”有了初步答案时，一场有关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却就此展开。
“当时不少学者对红山文化是否已进入文明时代，持有不同意见。”郭大顺的思绪回到了当年，“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红山文化新发现提出的一系列新课题，一如既往地不断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始终是这一课题研究中举足轻重的部分。”
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几千年来一直是个困扰国人的问题。早在西汉司马迁著《史记》时就感叹，“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进入近代，书写中华文明早期历史成为学人的自觉担当，他们不约而同地寄希望于新生的现代考古学。在他们看来，考古的过程，就是寻找一个民族共同记忆的过程。
从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梁思永、李济、尹达……一代代学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长城以北地带”，苦苦寻找“中华民族更早的老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牛河梁遗址遇到考古工作者的洛阳铲时，那段不见任何文字记载的历史才跨越5000年进入我们的视野。
根据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大批文物，苏秉琦先生推断，5000年以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他认为，“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址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出现让社会发展阶段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曙光。”
“这一举足轻重的判断发出后，立即引起广泛重视。”郭大顺说，“此后30多年，各地同时期的相关重要考古发现不断出现，相互比较，红山文化的发展水平和考古资料的全面性仍处在前列。”
在郭大顺看来，距今约5500年的牛河梁遗址，发现了同时期甚至整个史前时期唯一的女神庙，由众多坛冢组成的遗址群，形成有组合、成布局的有机整体，体现出红山文化的宗教信仰已具备完整体系，与建筑遗址配套的是规格甚高的人、龙、凤、龟等玉器和彩陶祭器，而普遍出现的中心大墓体现了社会结构初步出现以“一人独尊”为主要内容的等级分化，故牛河梁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实证。
从牛河梁遗址发现到今天，循着苏秉琦先生的认识路线，通过对考古新材料的认识与分析，考古工作者逐渐完善史前格局的建构，深化对红山文化和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认识。2018年5月，由国家支持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结项。关于红山文化，学界较一致的认识是：红山文化不仅代表着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而且比中原地区更早跨入文明的门槛；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以西辽河流域为中心的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牛河梁展现中华文明起源独特道路
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奠基
“红山文化所展现的神权至上的文明起源道路，在中华大地具有普遍性，只是红山文化更为典型，发展更为充分而已。”
所谓“直根系”，是指以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实证。上世纪80年代，苏秉琦先生明确提出这一观点。
“随着研究进一步深入，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这一观点完全经得起推敲。” 郭大顺认为，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过程中，神权发达的红山文化展现的中华文明起源道路具有普遍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对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
从东山嘴遗址的发现，到牛河梁遗址的多年发掘，考古工作者对红山文化遗址性质的认识经历了确认遗址有祭祀性质，以祖先为主要祭祀对象到祭祖已有主神与群神、远祖与近亲、个祖与共祖等多个层次与多种形式等三个阶段。在郭大顺看来，这与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对中华文明起源道路与特点的论述相吻合，即红山人具有中国古代天、地、神、人分层的宇宙观，走的是以通神取得政治权力的文明发展道路。
张光直曾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道路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西方是以技术和贸易改造自然的“破裂性文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是通过人与神沟通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连续性文明”，“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
联系到红山文化所展现的文明起源道路，综合张光直等学者的观点，郭大顺判断，红山文化通神用的是玉器，仰韶文化虽然史前玉器不发达，但其代表器物彩陶具有巫者通神使用的“神器”性质。可见，仰韶文化也是神权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只是表现形式与红山文化有所不同；即使到了商代，青铜器更多用于祭祀和埋葬的现象，殷墟遗存和卜辞中所见王室大规模、多形式的祭祀活动等，也都是史前时期以通神取得政治权力方式的延续。
中华文明起源道路有自己的特点，赤峰学院教授于建设认为，“由巫而王”“由祀而礼”可能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从氏族迈向文明和国家的独特之路。这不仅是红山文化，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路径，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在红山文化中，传承于后世的中华文化传统不是孤例，而是成系统的有机组合。牛河梁遗址发现与出土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相似，证明5000多年前，这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在学者们看来，这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交汇推动红山文化“先行一步”
兼收并蓄让红山文化
脉动更强劲
善于辨别、吸收、融合邻近文化的先进文化因素以充实和发展自身，这是红山文化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行一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向被视为古文明边缘的长城以外、燕山以北，为何会有如此璀璨的古代文明？郭大顺认为，主要原因是“文化交汇”。
早在东山嘴遗址被发现的1983年，苏秉琦先生就将西辽河流域古文化与中原和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相联系，他说：“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给予理论说明，那将表明我们掌握了解开长城地带古代文化发展脉络的手段，并且找到了联结我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
在苏秉琦先生看来，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的优生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沿太行山麓北上；源于辽西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红山文化类型，由大凌河源南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更有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红山文化庙、坛、冢就是两个支系文化相遇后迸发出的文明火花。
“多元与交汇是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一大特征”，郭大顺理解，在中华文明起源最关键的5000年前后，也是史前文化交汇最为频繁的时期，这集中体现为中原文化区、东南文化区和东北文化区三大文化考古区之间的交汇，对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影响也最大。
此外，专家认为红山文化处处可见东西方碰撞出的火花。苏秉琦先生曾说，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红山文化彩陶罐，绘有来自中原的玫瑰花、来自中亚大陆的菱形方格纹和来自红山本土的龙纹等三种图案，“这是欧亚大陆汇合点迸发出的火花，这意味着五六千年以前，这里是西亚和东亚文化的交汇地带和熔炉。”
郭大顺研究得出结论，红山文化时期的西辽河流域，正是沟通东西方的“彩陶之路”与环太平洋“玉石之路”的交会点，东西方文化因素在这里融合。
辽宁省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辽宁师范大学田广林教授则认为，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红山文化时期，欧亚大陆草原通道东西之间的交流往来就客观存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相对开放的地理区位和世界东西、中国南北先进文化的交流汇合，正是红山文化于5000多年前在全国范围内领先一步，较早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的先决条件。
“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特别是五千年文明起源时，只要不自设禁锢，而是立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自身特点，立足于与中华传统的继承关系，立足于文化交汇的推动作用，就会对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和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作用有更深入的理解，谈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就会理直气壮，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和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郭大顺说。
本版资料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链接
中华文明的形成 有自己的特殊规律
长期以来，有关文明或国家的定义主要由西方学术界制定，中国学者少有发言权。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项目专家组提出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准应为国家的产生，它包括农业与手工业是否显著发展，是否出现明确的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以及其附属的大型公共设施是否出现等，为丰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作出了中国学者的可贵探索和积极贡献。
红山文化是中华大地上
最早的原生型文明
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苏秉琦先生为重建中国史前史孜孜以求，其主要贡献可概括为两个理论：一是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谱系论”；二是以“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阶段，“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苏秉琦将红山文化界定为“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型文明”，认为5000年前红山文化进入了发展的全盛阶段，像牛河梁遗址这样大面积的宗教活动场所的存在，显示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了氏族公社的水平，这就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曙光。
红山文化晚期
红山文明最终形成
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刘国祥提出，“在距今5300年到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晚段，以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的埋葬和祭祀遗存，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兴隆沟、那斯台、哈民忙哈等不同规模的聚落遗存为代表，辽西地区进入初级文明社会。”
“红山文明是在红山文化基础上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在其所著《红山文化研究》一书中，刘国祥进一步阐释，“红山文明有六个主要标志：一是遗址分布密集，人口迅猛增加，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加剧；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独尊一人式的王权确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四是红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会管理体系是神权和王权的统一；五是以种植粟、黍为主导的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和发达的渔猎经济传统助推了红山文明的诞生；六是科学和艺术成就超越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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